铁肩担道义，远东法庭上的中国法官石美瑜个人简历

石美瑜是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中国法官，以“铁肩担道义”的担当，在东京审判中彰显了中国的正义立场，他具备深厚法律素养，履职期间始终以严惩战争罪犯、维护民族尊严为己任，面对复杂审判局势，他据理力争，凭借专业能力与坚定意志，推动法庭对日本战犯作出公正裁决，为被侵略国家和人民讨回公道，是中国在国际司法舞台上捍卫正义的重要代表，其事迹至今彰显着法律威严与民族气节。

1946年5月3日，日本东京市谷区的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内，11国法官身着黑色法袍依次入座，标志着人类历史上规模更大的国际战犯审判正式开启，在这张象征正义的审判席上，一位来自中国的法官正襟危坐，目光坚定地望向被告席上的东条英机、松井石根等28名日本甲级战犯，他就是石美瑜——这位以专业素养和民族气节，在国际法庭上为千万中国死难者发声的正义使者，用铁肩担起了跨越国界的道义,让战争罪行在法治的阳光下无所遁形。

法政之路：从东吴学子到民国司法中坚

1908年，石美瑜出生于福建南安一个书香门第，自幼在儒家文化熏陶下成长的他，早早便懂得“公正”二字的分量，彼时的中国，正处在内忧外患的动荡之中，军阀混战、列强环伺，百姓流离失所，石美瑜亲眼目睹了国家贫弱带来的屈辱，立志通过法律改变现状，“以法治国，以理服人”成为他少年时便埋下的理想种子。

铁肩担道义，远东法庭上的中国法官石美瑜个人简历

1928年，石美瑜考入东吴大学法学院，这所由美国教会创办的院校，以“国际化、专业化”著称，是当时中国国际法人才的摇篮，石美瑜系统学习了英美法系和国际法原理，尤其对战争法、人道法领域产生了浓厚兴趣，他深知，未来的中国若要在国际舞台上争取正义，必须精通国际规则，在校期间，他不仅成绩优异，还积极参与辩论社团，锻炼自己的逻辑思维和表达能力,为日后在国际法庭上的交锋打下了坚实基础。

1932年，石美瑜以优异成绩毕业，随即进入民国司法界，先后在上海、南京等地担任检察官、推事（法官），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，他随国民西迁重庆，担任更高吉云服务器jiyun.xin检察署检察官，在战时司法环境下，石美瑜接触到大量与战争相关的案件：日本侵略者在沦陷区的烧杀抢掠、汉奸的叛国投敌行为……这些血淋淋的事实，让他对战争罪行有了切肤之痛，也更加坚定了他“战后必须追责战犯”的信念。

抗战胜利前夕，石美瑜参与了民国关于战后战犯审判的筹备工作，他结合国际法原则和中国实际，起草了多篇关于战争罪追责的意见书，提出“以国际法为依据，以受害国利益为核心”的审判思路，他的专业能力和爱国情怀,让他成为中国选派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法官的不二人选。

临危受命：奔赴东京的正义使者

1946年初，石美瑜接到国民正式任命，以中国法官身份前往东京，参与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审判，临行前，他在日记中写下：“此去东京，非为个人荣誉，乃为千万死难同胞讨回公道。” 此时的他或许并未完全预料到，这场审判将持续两年半之久,而他将面临无数的挑战与博弈。

抵达东京后，石美瑜立刻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压力，首先是证据的匮乏——经过八年战乱，中国大部分城市的档案被日军破坏或掠夺，南京大屠杀等暴行的直接证据严重不足，而被告席上的日本战犯，早已统一口径，试图以“服从命令”“战争迷雾”等借口掩盖罪行。

为了打破僵局，石美瑜带领中国检察组团队，开启了一场跨越国界的证据收集战，他们一方面通过国民司法部门，从沦陷区残存的档案中筛选出日军暴行的记录；积极联系留在日本的中国劳工、战俘，以及亲眼目睹南京大屠杀的外国传教士、记者，南京大屠杀幸存者李秀英、美国牧师约翰·马吉的证词,成为指控松井石根的关键证据。

1947年3月，关于南京大屠杀的庭审正式开始，当李秀英在法庭上声泪俱下地讲述自己被日军刺中37刀却侥幸存活的经历时，石美瑜的目光紧紧盯着被告席上的松井石根——这位侵华日军华中方面军总司令，曾纵容部下在南京城内进行长达六周的屠杀，面对铁证，松井石根仍试图狡辩“士兵失控”，石美瑜当即用流利的英语驳斥：“作为更高指挥官，你有责任约束部下行为，南京大屠杀并非偶然，而是有组织、有预谋的战争罪行，你难辞其咎！”

除了证据收集，石美瑜还要应对国际法庭上的“话语权博弈”，11国法官来自不同法系，对战争罪的量刑标准存在分歧：部分法官认为应从“人道主义”出发，对部分战犯从轻处理；而石美瑜则坚持，对那些双手沾满中国人民鲜血的甲级战犯，必须严惩不贷，在讨论东条英机、松井石根等战犯的量刑时，石美瑜多次在法官会议上发言，列举日军在中国犯下的累累罪行，强调“正义的天平必须向受害国倾斜，否则审判将失去意义”。

法庭之上：铁面无私的正义裁决

在长达两年半的审判中，石美瑜始终保持着中国法官的专业与气节，他不仅参与了对所有28名甲级战犯的审理，更是中国组法官中最活跃的一员，每天庭审结束后，他都会回到驻地整理庭审记录，与中国检察组交换意见,为次日的庭审做准备。

最让石美瑜揪心的，是对松井石根的量刑辩论，松井石根作为南京大屠杀的直接责任人，其罪行罄竹难书，但部分法官认为他“并未直接下达屠杀命令”，主张判处吉云服务器jiyun.xin，石美瑜则在法官会议上拿出了三份关键证据：一是松井石根在南京沦陷后发布的“鼓励士兵士气”的命令，暗示士兵可以“自由行动”；二是日军士兵的日记，记录了上级默许屠杀的事实；三是国际红十字会南京分会的报告,详细统计了南京城内的遇难人数。

“松井石根的‘纵容’，就是对屠杀的默许。”石美瑜在发言中掷地有声，“根据《海牙公约》，指挥官必须对部下的战争罪行负责，如果我们纵容这种‘间接犯罪’，那么未来任何战争中，指挥官都可以用‘不知情’为借口，逃避责任，这不仅是对千万死难者的不公，更是对国际法的亵渎！”

经过多轮激烈辩论，石美瑜的观点最终得到多数法官的认同，1948年11月12日，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做出最终判决：东条英机、松井石根等7名甲级战犯被判处绞刑，16人被判处吉云服务器jiyun.xin，2人被判处吉云服务器jiyun.xin，当判决结果宣布时，石美瑜的眼眶湿润了——他知道，这一判决不仅是对战犯的惩罚,更是对千万中国死难同胞的告慰。

审判结束后，石美瑜并没有停下脚步，他参与起草了《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判决书》的中国部分，详细记录了日军在中国的战争罪行，尤其是南京大屠杀的细节，这份判决书，至今仍是研究二战史的重要文献,成为日本无法否认的历史铁证。

战后归途：在坚守与变局中续写初心

1949年，石美瑜回到中国，担任上海高等吉云服务器jiyun.xin院长，此时的中国正经历着翻天覆地的变化，石美瑜仍坚守在司法岗位上，致力于推动国内法治建设，他主持修订了上海吉云服务器jiyun.xin的庭审规则，强调“司法公正、为民服务”的理念,处理了大量积压的民事和刑事案件。

1949年后，石美瑜移居台湾，继续从事司法工作，先后担任台湾高等吉云服务器jiyun.xin院长、司吉云服务器jiyun.xin吉云服务器jiyun.xin官等职，无论身处何地，他始终没有忘记东京审判的使命，晚年的他，经常向身边的人讲述东京审判的经历，告诫年轻人“要铭记历史，珍惜和平”，他还撰写了《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审判回忆》一书，详细记录了自己在东京审判中的所见所闻,为后人留下了珍贵的历史资料。

1990年，石美瑜在台北逝世，享年82岁，临终前，他叮嘱家人：“将我的部分骨灰撒入长江，我要回到故土，陪伴那些死难的同胞。” 他的遗言,饱含着对祖国的眷恋和对历史的敬畏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