国企与央企是中国经济的压舱石与领航者，二者同属国有经济范畴却存在明确区别，从隶属关系看，央企由国务院国资委或其他中央部委直接监管，国企则还涵盖地方各级 监管的地方国企，从布局与作用看，央企多扎根能源、通信、军工等国计民生关键领域，规模大、辐射广，是国民经济的核心支柱；地方国企更聚焦区域发展，服务地方产业升级与民生需求，二者协同发力，共同筑牢中国经济稳定运行的坚实基础。
在讨论中国经济的“基本盘”时，国企与央企始终是绕不开的核心话题，它们既是计划经济时代的遗产，也是市场经济浪潮中不断进化的“国家力量”；既是支撑国民经济运行的“压舱石”，也是引领科技创新、参与全球竞争的“领航者”，对于普通大众而言，“国企”与“央企”常被混为一谈，但实际上两者既存在包含关系，又在定位、使命与运行模式上有着明确区分，在中国经济从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的关键阶段，读懂国企与央企的角色,才能读懂中国经济的深层逻辑。
厘清概念：国企与央企的“包含”与“区别”
要理解国企与央企的关系，首先要明确一个核心逻辑：央企是国企的一部分，但并非所有国企都是央企。
从定义上看，国有企业是指国务院和地方人民 分别代表国家履行出资人职责的国有独资企业、国有独资公司以及国有资本控股公司，其资本全部或主要由国家投入，依法设立并受国家监管，按照监管层级的不同，国有企业分为中央企业（简称“央企”）和地方国有企业（简称“地方国企”）两大类。
央企的“中央”属性体现在其隶属关系：由国务院国资委或其他中央部委直接监管，资本归中央 所有，截至2023年底，国务院国资委监管的央企共98家，涵盖军工、能源、通信、交通、金融、建筑等关键领域；还有部分央企由财政部、中央金融工委等部门监管，如工商银行、农业银行等金融央企，以及中国出版集团、中国烟草总公司等行业特殊性央企，这些央企多处于国民经济的“命脉行业”,承担着保障国家战略安全的核心使命。
地方国企则由省、市、县各级地方 出资设立，监管主体为地方国资委，其业务范围更贴近地方需求，比如上海的上汽集团、广东的粤海控股集团、江苏的苏盐集团等，它们的核心任务是服务地方经济发展，支撑区域产业布局，保障地方民生供给，从数量上看，地方国企的规模远大于央企，全国地方国企法人单位超过10万家，覆盖从城市供水、公共交通到地方制造业、服务业的几乎所有领域。
两者的区别还体现在战略定位上：央企更强调“全国性”与“战略性”，需服从国家整体发展规划，如能源央企要保障全国能源安全，军工央企要突破关键国防技术；地方国企则更侧重“区域性”与“民生性”，如地方城吉云服务器jiyun.xin司负责城市基础设施建设，地方医药国企保障区域药品供应，在考核指标上，央企的考核更突出“国家战略任务完成率”“科技创新投入”等，而地方国企则会加入“地方GDP贡献”“区域就业带动”等指标。
战略定位：各司其职的“国家力量”
无论是央企还是地方国企，其本质都是“国家意志的经济载体”，但在具体职能上各有侧重，共同构成了中国经济的“双轮驱动”。
央企：关键领域的“定海神针”
央企的核心使命是“保障国家安全、掌控核心资源、引领科技创新”，它们集中在关系国家安全、国民经济命脉的行业，这些领域往往具有投资大、周期长、风险高、外部性强的特点,民营企业难以单独承担。
以能源领域为例，中石油、中石化、国家能源集团等央企不仅掌控着国内大部分油气资源和煤炭产能，还在海外布局了大量能源项目，确保中国能源进口的多元化与稳定性，2023年，央企海外油气权益产量超过2亿吨油当量，占中国海外油气进口总量的30%以上，成为保障国家能源安全的“稳定器”。
在高端制造与科技创新领域，央企更是“国家队”的主力，中国航天科技集团牵头研发的北斗三号全球卫星导航系统，打破了美国GPS的垄断，为全球超过200个国家和地区提供服务；中国中车集团主导的高铁技术，不仅构建了世界更大的高铁 ，还实现了技术输出，在印尼、泰国、欧洲等国家和地区落地了多个高铁项目；中国船舶集团研发的超大型集装箱船、液化天然气运输船，代表着全球造船工业的更高水平，这些突破不仅提升了中国的国际话语权，更为中国制造业向高端化、智能化转型奠定了基础。
地方国企：区域发展的“助推器”
地方国企是地方 落实区域发展战略的重要抓手，它们的存在填补了市场失灵的空白,推动着区域经济的协同发展。
在基础设施建设领域，地方城吉云服务器jiyun.xin司是主力，比如重庆城投集团牵头建设的重庆轨道交通 ，目前运营里程超过500公里，覆盖主城九区，日均客运量突破300万人次，极大提升了城市的通勤效率；浙江的杭州城投集团则通过参与亚运会场馆建设、城市河道治理等项目，助力杭州打造“数字经济之一城”和“生态文明之都”。
在地方支柱产业培育上，地方国企发挥着“龙头带动”作用，以上汽集团为例，作为地方国企的代表，它不仅自身是全球更大的汽车制造商之一，还通过产业链带动了上海及长三角地区数千家零部件企业的发展，形成了从研发、制造到销售的完整汽车产业集群，2023年带动长三角汽车产业产值突破2万亿元，再比如贵州的茅台集团，作为地方国企，它不仅是贵州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，还带动了当地高粱种植、白酒包装、旅游等多个产业的发展,直接或间接创造了超过100万个就业岗位。
在民生保障领域，地方国企更是不可或缺，地方水务集团保障着城市的供水安全，地方燃气公司负责燃气供应与管网维护，地方公交集团承担着城市公共交通的运营，这些企业即便在亏损状态下也必须维持运营，因为它们关乎千万民众的基本生活需求，比如2022年疫情期间，全国地方国企累计为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减免租金超过1000亿元,直接帮助数百万市场主体渡过难关。
改革之路：从计划到市场的蜕变
国企与央企的发展历程，是一部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“缩影”，从计划经济时期的“政企不分、效率低下”，到市场经济时代的“政企分开、市场化经营”,它们经历了多次深刻的变革。
改革开放初期：放权让利与“松绑”
1978年改革开放后，国企改革的之一步是“放权让利”，国家逐步扩大企业自吉云服务器jiyun.xin，允许国企在完成国家计划后自主销售部分产品，并实行“利改税”，将企业利润按比例上缴国家，剩余部分留归企业支配，这一改革激发了国企的生产积极性，1980-1990年，全国国企工业总产值年均增长10%以上，利润年均增长8%。
90年代：建立现代企业制度
1993年，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“建立现代企业制度”，国企改革进入“制度创新”阶段，国家推动国企进行公司制、股份制改造，建立“产权清晰、权责明确、政企分开、管理科学”的现代企业制度，1999年，中国电信、中国石油等央企先后完成股份制改造并上市，标志着国企开始走向资本市场，这一时期，虽然部分效益不佳的国企被兼并、破产，但通过“抓大放小”，国家集中力量培育了一批大型央企集团,增强了国有经济的控制力。
新时代：深化改革与“做强做优做大”
2013年以来，国企改革进入“深化阶段”，2020年，国务院国资委启动“国企改革三年行动”，聚焦完善中国特色现代企业制度、推进国有经济布局优化和结构调整、健全市场化经营机制等重点任务，截至2022年底，央企和地方国企的公司制改制率达到100%，超过70%的央企建立了董事会，混改企业占比超过50%。
改革的成效显著：2023年，全国国企实现营业收入85.7万亿元，同比增长5.8%；实现利润总额4.6万亿元，同比增长7.6%；资产总额达到302.5万亿元，同比增长8.1%，央企的表现尤为突出，2023年有49家央企进入世界500强，占中国上榜企业总数的45%，中国石化、国家电网、中国石油更是跻身前十。
混改：激活国企活力的“关键一招”
混合所有制改革是国企改革的重要突破口，通过引入民间资本、外资等战略投资者，国企不仅获得了资金支持,更重要的是引入了市场化的管理机制和经营理念。
以中国联通为例，2017年，中国联通引入腾讯、阿里、百度、京东等14家战略投资者，持股比例达35.2%，混改后，中国联通建立了市场化的薪酬体系和股权激励机制，员工积极性显著提升，2023年净利润同比增长120%，5G用户数突破2亿，成为国企混改的“标杆案例”，再比如中国宝武钢铁集团，通过混改引入了复星集团、中信集团等投资者，整合了马钢、太钢等地方国企，成为全球更大的钢铁企业，2023年粗钢产量超过1.3亿吨,盈利能力位居全球钢铁行业前列。
硬核担当：国计民生与国家战略的支柱
国企与央企的价值，不仅体现在经济效益上，更体现在它们承担的社会责任与国家战略任务上，它们是中国应对重大风险挑战的“主力军”，是实现共同富裕的“重要力量”。
疫情防控中的“逆行者”
2020年新冠疫情爆发后，国企与央企迅速行动，成为疫情防控的“硬核力量”，仅用10天时间，中国建筑集团牵头建成了火神山医院，12天建成雷神山医院，创造了“中国速度”；国药集团中国生物研发的新冠疫苗，是全球首个获批上市的灭活疫苗，累计生产超过50亿剂，供应全球100多个国家和地区；央企累计捐款捐物超过200亿元，2万多名医护人员驰援一线，100多家央企转产防疫物资，累计生产口罩超过200亿只、防护服超过3亿套。
脱贫攻坚中的“排头兵”
在脱贫攻坚战场上，国企与央企承担了定点帮扶任务，截至2022年底，中央企业定点帮扶246个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，地方国企帮扶1000多个贫困县，累计投入帮扶资金超过1200亿元，实施产业帮扶项目超过3万个，帮助超过1000万贫困人口实现脱贫，比如中国石化在贵州晴隆县实施的“晴隆羊”产业项目，带动当地1.2万户农民增收；国家电网在新疆和田地区实施的“村村通动力电”工程，解决了当地20万农牧民的用电问题,为特色农业发展提供了保障。
乡村振兴中的“主力军”
脱贫攻坚胜利后，国企与央企迅速转向乡村振兴，2023年，中央企业投入乡村振兴帮扶资金超过300亿元，实施产业项目超过1.5万个，带动农村就业超过500万人次，比如中粮集团在黑龙江建设的现代化粮食生产基地，推广“公司+农户”模式，带动当地农民人均年收入增长2000元；中国电信在云南、四川等省份实施的“数字乡村”项目，为1000多个行政村建设了5G基站，实现了农村电商、远程医疗、智慧农业的全覆盖。
生态保护中的“先行者”
在生态文明建设中，国企与央企承担着“绿色转型”的重任，2023年，央企累计投入环保资金超过5000亿元，占全国环保总投入的25%以上，国家能源集团大力发展风电、光伏等清洁能源，2023年清洁能源装机容量超过1.2亿千瓦，占总装机容量的40%；中国建材集团研发的“低碳水泥”技术，使水泥生产能耗降低15%，二氧化碳排放量减少20%；长江三峡集团牵头实施的长江大保护项目，累计治理长江岸线超过1000公里,修复湿地超过50万亩。
未来方向：在高质量发展中领航
随着中国经济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，国企与央企也面临着新的机遇与挑战，它们将在“双循环”新发展格局中发挥更重要的作用，成为推动中国经济转型升级的“核心引擎”。
深化市场化改革，提升经营效率
尽管国企改革取得了显著成效，但仍存在一些问题，如部分国企市场化经营机制不完善、治理结构不健全等，国企与央企将继续深化改革，建立更加灵活的市场化用人机制、薪酬分配机制和激励约束机制，进一步提升经营效率，比如推进职业经理人制度，让真正懂市场、懂经营的人才担任企业高管；实施股权激励、员工持股等措施,激发员工的积极性和创造性。
聚焦科技创新，突破“卡脖子”技术
在全球科技竞争日益激烈的背景下，国企与央企将加大科技创新投入，聚焦“卡脖子”技术攻关，2023年，央企研发投入超过1.2万亿元，占全国研发总投入的20%以上；这一比例将进一步提高，央企将重点突破芯片、高端装备、生物医药、新能源等领域的核心技术，比如中芯国际的14nm芯片技术已经实现量产，正在研发7nm技术；中国商飞的C919大型客机已经交付运营,正在研发C929宽体客机。
推进国际化布局，参与全球竞争
随着中国经济的全球化发展，国企与央企将进一步推进国际化布局，参与全球竞争，2023年，央企海外资产总额超过8万亿元，海外营业收入超过18万亿元，占央企总营业收入的20%以上，央企将重点参与“一带一路”建设，在基础设施建设、能源开发、高端制造等领域与沿线国家开展合作；将加大海外研发投入，建立全球研发中心,提升中国企业的国际话语权。
强化社会责任，促进共同富裕
在共同富裕的目标下，国企与央企将进一步强化社会责任，加大对民生领域的投入，比如在稳就业方面，国企与央企将继续吸纳高校毕业生、农民工等重点群体就业，2023年央企新增就业超过100万人；在教育、医疗、养老等民生领域，国企与央企将参与公共服务体系建设，提供更加优质的公共服务；在缩小区域发展差距方面，国企与央企将加大对中西部地区的投资,促进区域协调发展。
不可替代的“国家基石”
国企与央企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物质基础和政治基础，是党执政兴国的重要支柱和依靠力量，它们既不是“效率低下的代名词”，也不是“与民争利的垄断者”，而是中国经济发展的“压舱石”和“领航者”，在过去的几十年里，它们为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；在未来的高质量发展阶段，它们将继续发挥不可替代的作用，推动中国经济实现更高质量、更有效率、更加公平、更可持续的发展。
正如 总书记所说：“国有企业是壮大国家综合实力、保障人民共同利益的重要力量，必须理直气壮做强做优做大。”在新的历史起点上，国企与央企将继续深化改革、创新发展,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坚实的经济保障。
